唐惠年带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，向西冲着北京站的方向走了一会儿，走到一扇很大的橱窗前站住了。橱窗里布置着非常醒目的批判四人帮的宣传板。还悬挂着华国锋的大幅彩色照片。他在那些宣传板跟前，怔怔地打量了好大一会儿，突然转身走进大门。
大门里有个挺敞亮的大厅。大厅里排着两条很长的队伍。
他觉得这就是火车站了，便啥也不说地走到一个队伍的末尾排起了队。不一会儿，在他身后，又有不少人排上了队。他木木地四下里打量了一下，努力地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应该问清楚了再继续排下去更为可靠，便转过身来问排在他身后的一位女同志：“这……这里……这里卖火车票吧……”
那女同志笑了。队伍里许多人都笑了。
有一个排在前边的年轻人回过头来揶揄道：“哥儿们，您太英明了。这儿也不卖飞机票，更不卖轮船票。”
那女同志则善意地告诉他：“这儿是邮局。我们排队等着打长途电话哩。您要买火车票，得上北京站，出了这门，上马路对面去坐六路公交车。”
出了邮局的大门，唐惠年在街旁的槐树下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酒劲儿依然还没有过去的他，步伐仍有些不稳，却略有些蹒跚地向马路对面走去。马路上汽车不算多，但也不算少。最多的当然还是自行车。那时候，北京的自行车流，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一景，尤其是上下班时分，不说是铺天盖地，也往往如洪水、如沙尘暴一般涌来。
